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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0万为非婚生子设家族信托遭遇“婚内”异议 能否被冻结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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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万为非婚生子设家族信托遭遇“婚内”异议 信托资金和收益权能否被冻结引争议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前提是信托有效设立,以及具有排除强制执行情形。”

  2020年12月3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披露了两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异议案裁定书,异议人分别为“外贸信托·福字221号财富传承财产信托”(下称“福字221号”)的委托人和受益人,由此牵出了一段父与子、妻与夫对簿公堂,“小三”为非婚生子“维权”的往事。

  其中,家族信托的设立,在这段纷繁复杂的财富分割纠纷中,有效地保护了受益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各地法院对涉及家族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审判思路亦值得细思。

  3080万家族信托涉冻结风波

  有的人,一出生便能拥有千万财富,张明(化名)便是其中之一。

  张明生于2014年2月16日,为胡高达(化名)与婚外情人张娴琦(化名)的非婚生子。

  在张明快满2岁的时候,其母张娴琦与外贸信托签订福字221号信托合同,初始规模为3080万元,并将福字221号的受益人设定为张娴琦的儿子、父亲、母亲、舅舅和外婆总计5人,约定自2018年1月份(含)起,受托人外贸信托每个自然月度日历日10日向受益人张明支付6万元,直至该家族信托终止或张明死亡。

  据张娴琦所述,3080万元实际是胡高达出于法定抚养义务为张明设立的家族信托。

  上述合同中还载明,本信托运行满5年后的30日内,委托人可以提前终止信托;若本信托运行满5年后的30日内委托人无书面意思表示提前终止本信托,则信托持续运行至满50年止或全部信托财产分配完毕之日止。

  2016年2月5日,该信托正式设立,由外贸信托担任受托人,作为财务顾问机构。

  3年多时间过去了,福字221号依旧在平稳运行着,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不是。

  2019年,胡高达的父亲于10月10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提出起诉。紧接着,胡高达的妻子于10月28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被告方均为胡高达和张娴琦。

  个中情节按下不表,截止到发稿时间,上述案件的结果是,胡高达父亲的诉讼请求被武昌区人民法院全部驳回,经过上诉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判决撤销,并发回湖武昌区人民法院重审;胡高达妻子于2019年11月4日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张娴琦4200万元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等值其他财产,并获得了支持。

  也就是在法院进行诉讼财产保全过程中,张娴琦与外贸信托于2020年5月30日签订《信托受变更函》,将福字221号的受益人由先前的5人变更为张明1人。

  2020年7月2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鄂01执保230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要求外贸信托协助冻结张娴琦在福字221号中出资的信托资金2800万元。

  外贸信托对此向法院出具说明称,福字221号的信托受益权由张明100%享有,依据信托法的相关规定,该信托财产非委托人张娴琦的存款或个人财产。

  8月14日,法院再次作出(2020)鄂01执保230-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外贸信托停止向张娴琦及其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支付福字221号项下的所有款项及其收益。

  如此背景下,才有了开头的执行异议案。张明的异议申请由张娴琦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异议内容均涉及,请求解除对福字221号项下信托资金和收益权的冻结。

  最终,法院驳回了张娴琦和案外人张明对解除信托资金冻结的异议请求,但是裁定:中止对福字221号项下信托收益的执行。

  2021年4月14日,外贸信托亦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贸信托收到武汉中院协助冻结通知书,书面回复法院信托财产非委托人的个人财产,无法冻结。随后法院发送协助执行书,外贸信托再次回应称,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信托财产在信托期间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各自的固有财产。武汉中院根据委托人,受托人各方反馈,于2020年11月中止之前协助执行内容。“目前该信托的各项管理工作均正常运行,信托受益人的信托利益正常分配。信托财产独立性并未受到实质影响。”

  据悉,上述案件是目前业内迄今为止所知的第一个涉及家族信托财产执行异议的案件。

  律师说法:信托财产独立性不受影响

  2021年4月14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金融及家族信托领域的律师以及信托公司家族信托部负责人,对上述案件的关键点进行了详细剖析。受访对象们无一例外地明确指出,上述案件不会影响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这个裁定,在家族信托业界引起的争议,甚至对信托法相关规定的思考,是客观存在的。”瑞银律师事务所家族信托服务中心律师于蕴海认为,本案无论法院裁定措辞如何,但实际效果上讲,信托的正常运行、利益分配都未受影响,且毕竟个案不足以代表全体。

  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人、FTC家族信托中心创始人李魏亦向记者指出,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依法行事,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出现一些不当做法在所难免,何况家族信托属于一个较新的法律领域,大部分法官接触较少。相信通过该案的公开讨论,能够让更多的法官关注与正确理解信托法律制度,对于家族信托未来更广泛的运用将会是一个推动。

  某头部信托公司家族办公室管理人员对此评价道:法院最后中止了对案涉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基金收益的执行,反而确定了信托财产收益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

  回到案件本身的争议点来看,福字221号项下资金及收益权能否被冻结?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认为,法院依胡高达妻子的申请于信托期间对案涉福字221号项合同项下的所有款项进行了冻结,要求受托人外贸信托停止向委托人及其受益人或其他第三方支付合同项下的所有款项,该冻结措施不涉及实体财产权益的处分,不影响信托期间内外贸信托对该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或处分等信托业务活动,只是不得擅自将张娴琦的本金作返还处理,不属于对信托财产的强制执行。上述保全信托合同项下资金不违反《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所以对解除信托资金冻结的异议请求不予支持。

  多位律师认为,法院以冻结措施不属于强制执行为由,认定保全信托合同项下资金不违反《信托法》第17条规定,却明显回避了异议人所援引的“九民纪要”第95条的规定。

  于蕴海指出,“九民纪要”第95条,明确了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各自的固有财产,明确当事人因其与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之间的纠纷申请对信托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除符合信托法第17条规定情形外,法院不应当准许。

  “主办人可能混淆了家族信托与投资理财型信托的区别。”李魏则向记者推测称,从裁定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他益信托,信托一旦设立,无论本金还是收益都属于信托财产,受托人无权向受益人以外的人分配信托利益,所以涉案信托除非变更受益人,否则不存在受托人将信托本金返还给委托人的可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家族信托安排。

  那么,该涉案家族信托是否会有变更受益人导致信托资金流回至委托人?

  某信托公司家族信托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案涉家族信托合同授予委托人在五年内解除信托的权利。而正是在五年期间内的2020年5月30日,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信托受变更函》,将信托受益人由5人变更为张明一人。委托人可能在信托文件中保留了可以任意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信托条款的权利,特别是关于变更受益人和受益权条款,因此委托人是存在转移信托受益权恶意避债的嫌疑。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前提是信托有效设立,以及具有排除强制执行情形。”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则推测称,虽然实体法上对于信托财产独立性及不可强制执行(保全)性进行了规定,但是本案特殊性在于,目前根据公开材料,胡高达的妻子提出“不当得利纠纷”之诉的案件情况不得而知。根据案由“不当得利”推测:胡高达妻子主张向“婚外情人”张娴琦返还其从合法配偶胡高达所得财产,此部分财产很有可能作为福字221号的初始财产,具有“不合法性”,前述家族信托可能被胡高达妻子以不当得利债权人的身份予以撤销,信托资金因此可能变为张娴琦的个人财产,丧失信托财产独立性,得以强制执行。武汉中院可能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前述家族信托具有“不合法性”,才“敢”直接保全信托资金。

  “为了减轻信托财产被冻结、信托被判定为无效的风险,家族信托在设立时委托人享有的权利并非越多越好。《信托法》和信托合同都可以为委托人保留权利提供路径,但鉴于家族信托的隔离功能,如果委托人在家族信托中保留过多的权利,有很大可能被认定为虚假信托。”上述家族信托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提出,如果委托人设立信托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资产隔离,则应当在信托中尽量放弃控制权,从而使信托财产更加独立。

  她进一步强调称,家族信托确实有风险隔离的功能,但是在设立时应注意具有合理、合法的信托目的。如果初心不正,设立的时间节点不合适,信托架构设计不专业,很有可能被认为是恶意避债的工具,从而否定这部分财产的独立性。

  (作者:朱英子)

  文 | 《财经》E法 樊瑞

  三部门通过行政指导这一柔性的方式,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提出合规经营的要求,要求进行自查同时限期整改,体现出对互联网治理方式的微妙转变。

  4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发布12家互联网平台企业提交的《依法合规经营承诺》,其中包括、、美团、奇虎360、微店、字节跳动、叮咚买菜、、小红书、苏宁易购和等。

  市场监管总局称,将在三天内集中公布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并邀请各界予以监督。

  就在前一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针对平台经济领域存在的强迫实施“二选一”等突出问题,提出“五个严防”“五个确保”,明确要求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检自查,逐项彻底整改。“向社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也是行政指导会的明确要求。

  专家分析,近期监管部门的举措显示对平台经济进行规范治理、加强监管的决心。通过行政指导这一柔性的方式,对企业提出合规经营的要求,要求进行自查同时限期整改,也体现对互联网治理方式的微妙转变。

  行政指导意义何在?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称,行政指导会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部署,肯定了平台经济的积极作用,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充分发挥案警示作用,明确提出互联网平台企业要知敬畏守规矩,限期全面整改问题,建立平台经济新秩序。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对平台企业依法规范发展作出明确部署,要求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平台经济自此进入严监管时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戴龙告诉《财经》E法,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平台监管立场就此开始发生转变,从之前的包容审慎,转变为坚持包容审慎原则下的依法监管、强化合规经营。

  在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再次提及平台经济。要求“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在这次会议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成为重要议题,并再次强调“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官方的持续表态,一再释放了对平台经济加强监管的信号。

  包括百度、滴滴、快手、字节跳动、拼多多、等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参加4月13日的行政指导会,涵盖视频、出行、购物等领域的主要互联网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深圳等地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亦参加该会议。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杜广普介绍,这些地区的互联网经济相对发达,且平台企业较为集中,地方执法部门未来将承担主要监管责任。戴龙分析,这释放了未来将强化执法的讯息,要求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执法部门参会,整体传递在国家层面进行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加强监管的信号。

  为何对平台企业采取行政指导的方式进行干预?所谓行政指导,主要是通过建议、辅导、提醒、规劝、示范、公示、约谈等非强制性方式进行,以促使行政相对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戴龙介绍,行政指导是一种不具备法律强制约束力的行为,是政府给予正面引导的一种方式。在执法实践中,由于互联网新业态中的一些违法行为较为复杂,执法机关通过行政指导,对平台经济领域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提醒,督促平台企业自查整改,进行合规经营,可降低执法成本。据戴龙介绍,作为一种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的方式,行政指导在日韩等东亚国家广为使用,欧美国家使用较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指出,市场监管总局在做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后,及时召开行政指导会,对平台企业提出明确要求,通过行政指导这种柔性方法让平台进行自查整改,是考虑到面对市场经济领域的新问题,平台企业在合规经营上存在把握不准、理解不到位的情况,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可引领平台在过渡期之内,实现合规经营。

  “二选一”危害大在何处?

  行政指导会指出,中国平台经济总体态势向好。但在快速发展中风险与隐患也逐渐累积,危害不容忽视,依法规范刻不容缓。强迫实施“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掐尖并购”、烧钱抢占“社区团购”市场、实施“大数据杀熟”、漠视假冒伪劣、信息泄露以及实施涉税违法行为等问题必须严肃整治。

  会议强调,强迫实施“二选一”问题尤为突出,是平台经济领域资本任性、无序扩张的突出反映,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公然践踏和破坏。强迫实施“二选一”行为限制市场竞争,遏制创新发展,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根治。

  4月10日,阿里领到182.28亿元的反垄断罚单,正是因为阿里被认为滥用该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反垄断法》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晓晔在接受《财经》E法采访时表示,电商平台强迫实施“二选一”问题由来已久,该行为其实也受《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适用《反垄断法》对阿里开出中国反垄断史上最大罚单,对其他企业的亦有威慑作用,“适用其他的法律都不会有这么大的处罚金额,显示政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整顿数字经济领域违法行为的决心,同时也提示企业进行合规经营,对行业也起到警示意义。”王晓晔说。

  王晓晔介绍,数字经济领域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网络的外部效应,平台强制“二选一”则会导致平台内经营者被迫离开小的经营平台,小平台容易垮台,“还严重影响消费者的利益,损害市场公平竞争”。

  戴龙认为,“二选一”行为剥夺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对其他平台经营者来说,也限制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权。

  “二选一”属于《反垄断法》第17条的规定的限制交易行为,其违法构成要件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为前提,只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限制交易行为才构成违法。一般不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即便实施限制交易对方的行为,反垄断执法机关也不宜过度干预。因此,“二选一”并不必然违法,对其违法判断的标准是经营者是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以及限制行为是否造成竞争损害伤害。

  为何要求平台写“保证书”?

  行政指导会议对平台企业提出“五个严防”和“五个确保”的要求,即严防资本无序扩张,确保经济社会安全;严防垄断失序,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严防技术扼杀,确保行业创新发展;严防规则算法滥用,确保各方合法权益;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共享。各平台企业要对照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全面排查涉税问题,主动开展自查自纠。

  会议还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检自查,逐项彻底整改,并向社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将组织对平台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整改期后再有发现平台企业强迫实施“二选一”等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重从严处罚。

  会议强调,政策底线不可逾越,法律红线不可触碰。加强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规范治理,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和鼓励平台经济的态度有所改变,而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尊重平台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发挥平台经济的重要作用,建立公平竞争、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和谐的平台经济新秩序,推动实现平台企业更加充满活力、线上消费更加便捷优质,平台经济更加繁荣有序。

  戴龙指出,在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早期,很多平台存在打擦边球、违法违规行为,但随着平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粗放型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而加强反垄断执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对于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参会的企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戴龙分析,这是通过引导企业进行合规经营,实现对互联网行业监管的另一种形式。他介绍,对于互联网的监管问题,学界一直呼吁,要从过去政府主导的行政监管转向为社会多方监管、社会共治的形式,“社会共治就集中体现在不仅要有政府的监管,还要包括平台经营者进行合规经营、建设自查体系等,消费者也要通过建议等对平台企业进行监督,这样的监管体系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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