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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内阁首位华裔女性出现,被称为“中国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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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内阁首位华裔女性出现,被称为“中国的批评者”

简介!美国贸易代表戴琦

当地时间3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美籍华裔戴琦(Katherine Tai)以98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参议院投票,成为美国贸易代表, 负责处理特朗普任期内遗留的贸易问题,包括决定 是否继续对华征收关税。

美媒称,这是该职位60年历史上首位亚裔女性及有色人种女性,是拜登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美国人,也是自乔治·布什政府以来首位获得参议院一致批准的贸易代表。

CNBC报道截图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官网资料显示, 戴琦现年46周岁,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长大。其父母则是在中国大陆出生、台湾成长,也都是在台湾大学毕业后留美的移民。

戴琦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曾在华盛顿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国际贸易部门工作。1996年至1998年, 戴琦代表耶鲁大学来到中国,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教授英语。

戴琦资料图。图源:《国会山报》

在提名正式通过前, 戴琦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法律顾问,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她曾作为中国贸易政策专家负责监督中国的贸易执法,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特朗普用来对外国征收高额关税并谈判一系列大小贸易协定的机构,过去几年,这一职位显得格外重要。

美媒认为, 戴琦上任后有三大重任:修复因贸易战而受到打击的盟友间的经济关系;决定是否对华继续征收关税;履行拜登在竞选期间对华保持强硬态度的承诺。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尽管美国两党一向纷争不断,但是在贸易代表职位的任命上倒是毫无争议,是极其罕见的人事任命共识。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确认投票说:“戴琦就是那种能够很好地为拜登总统和美国服务的,有资质的提名人,这就是为什么她获得了两党广泛支持的原因。”

在对华贸易政策上, 戴琦考虑依靠同盟力量,采取战略对策对华施压。2月25日,戴琦在出席参议院财务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时表示,为应对中国带来的所谓“贸易挑战”,将探讨所有选项,考虑与同盟国构筑“包围网”对华施压。她还表示,美国需要以更多的战略投资、增加供应链弹性和贸易执行力来应对中国。

在关税问题上,戴琦表示,支持以关税作为反制中国的“合法工具”,要求中国履行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CNBC指出,戴琦长期对中国的政策持批评态度,是“中国的批评者”。 戴琦曾于2007年至2014年间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总法律顾问办公室任职,其中2011年至2014年间负责中国贸易执法工作,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了几起有关中国贸易的案件。

“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奉行促进全体美国人利益的贸易政策,并增强我们的竞争优势。” 戴琦提名听证会上说。

:学者谈“彩礼贷”:性别比不解决,彩礼或其他要价就会存在

银行推行“彩礼贷”惹争议,最新处理结果来了:责任人被停职处理

3月15日,杨华在微信群内看到一则消息,“彩礼贷”三个字迅速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九江银行的宣传海报,宣传语显得格外扎眼:“彩礼开销不用愁,‘贷’来稳稳的幸福。”

“还未大规模传播、发酵时,我就判断这条新闻会引发争议”,杨华说。

九江银行“彩礼贷”宣传海报。

这种判断来自他的职业敏感。作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杨华的日常工作是结合社会学与农村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与治理困境,而天价彩礼,一直是制约农村发展的问题之一,是长期的社会痛点。

过去的十几年里,杨华及其团队辗转中国各地,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在他的观察中,彩礼成为了婚姻的要价形式,这与高性别比有关,不同地区之间彩礼差异明显,除此之外,彩礼也与代际责任、女性地位有关,“背后的伦理问题正在重新构建。”

九江银行致歉声明

3月18日,九江银行就“彩礼贷”一事发表致歉声明。闹剧过后,仍然有许多关于彩礼的疑惑未解:究竟该如何定义彩礼?彩礼是给谁的?为何这些年彩礼越来越高?作为一种民间“传统”,彩礼能延续至今的根基是什么?杨华与我们分享了他调研了解的乡村彩礼机制。

【以下是与杨华的对话】

性别比高导致彩礼成为婚姻“要价”,天价彩礼通常存在于本地婚姻市场

澎湃新闻:九江银行的“彩礼贷”宣传海报引起社会热议,你怎么看?

杨华:一个银行这样去宣传,有撩拨社会痛点的嫌疑,也等于是蹭了农村话题的热度,结婚对于农村来说是很重要的。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天价彩礼提出了治理要求,所以九江银行这一出确实没必要,一定会引发社会反感。

澎湃新闻:你碰到过通过贷款来凑彩礼钱的案例吗?

杨华:在农村调研中,贷款的情况倒是没遇到过,但确实有这方面的实际需求,他们一定都会向亲戚朋友借钱,因为很少有家庭凑得齐二三十万的彩礼钱。借来之后,可以在未来的几年里用自身劳动力赚钱还债。

澎湃新闻:究竟该如何理解彩礼,它能延续下来的内在根基是什么?

杨华:在过去男女差不多比例的时候,彩礼仅仅是婚姻仪式的一个环节,是一种传统礼俗。但在农村整个男女性别比较高的情况下,彩礼已经成为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形式,也包括物质上的房子、车子等,也就是说,当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稀缺的时候,通过彩礼就使得要价更具合理性。

澎湃新闻:这些年,彩礼的变化是越来越高吗?

杨华:去年7月份我在河南济源农村调查的时候,彩礼数额越来越大,达到十几二十多万。

2014年我们在湖北调研的时候,有一户人家2012、2013年就在村里面建了一栋别墅,非常豪华,交通也便利,条件在当地农村算很好的了,但是到2014年,他的儿子已经二十八九了,还是娶不到媳妇。

现实情况是,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当地结婚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要去镇里买套房子。他就觉得特别后悔,现在再去买也很难了,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彩礼在那个时候发展得有多快,现在可能又是另一个情形了,甚至市区要有套房子。

杨华团队去年在河南农村访谈。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可能一步没踩对,就要掉队很长时间。

杨华:对,之前在甘肃会宁和山西调研时也有这种情况,结婚的前提除了彩礼之外,女方的要价是还得在县城买个房子。

澎湃新闻:彩礼数额一直在递增,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节点?

杨华:2010年很重要。因为90后进入了婚龄状态,而90后又是性别比最高的一代人,背景是当时计划生育更严格,农村很多地方都是生一胎,(想要男孩),女性就更少了。同时,2010年,还可能有80后甚至70后到90后当中去找女朋友的情况。在全国的婚姻市场中,大家都感觉到男性结婚越来越难,全国婚姻市场的高性别比压力会带动本地婚姻圈中的认知感受,女方认为自己“更值钱”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出现“天价彩礼”?彩礼在不同地区有差异吗,哪些地方盛行“天价彩礼”?

杨华:天价彩礼一定是在那些通婚圈没有被打破的地方,也就是传统的本地婚姻市场。

例如河南、豫东、皖北、甘肃、山东、河北等地,也就是黄淮海平原这个地方,一方面,它的本地通婚圈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被完全打破,双方父母都希望适龄男女能在本地通婚圈中结婚,缺乏选择的余地,本地女孩会比较稀缺。另一方面,本地女孩会流失,比如出去打工、嫁到外地,这也会推动本地通婚圈的彩礼走高。

对于想尽早结婚的适龄男性来说,会用两代人的劳动力来创造比较优势,你要30万彩礼,我给35万,再不行40万。相同区域的彩礼价格一般不会差太大,本地通婚圈是竞争关系,你看我我看你,逐渐往高推。

女方父母的要价也有很多条件,比如女儿长得漂亮、学历高一些、年纪小一点。女方和男方家庭共同推高了本地婚姻市场的要价水平走高。

而广东、广西包括湖南,是在全国市场上结婚,选择余地比较多,压力没那么大,所以这些地方彩礼都是象征性的,或者就没有彩礼。当选择空间和余地较大时,女方的要价能力就比较低了,只能是全国的均价格,可能几万块钱。因为对男方来说,如果你的要价超出了我的预期的话,那么我就再找其他人。

澎湃新闻:所以越贫穷的乡村可能彩礼就会越高,因为女性越稀缺?

杨华:我们中国的结婚叫做“男低女高”,就是男的要找比自己身高、社会地位、工资收入等低一些的女性,女的要找比自己条件好一些的男性。从地域来讲,贫穷地区女性就会梯度流动,“流”到那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所以那些较穷的地方想要留住本地女孩,或是想吸引外地女孩过来,就要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弄得更高,最能体现的就是(本地男方)给更高的彩礼。也就是说,贫穷的男方结婚,要比富裕的家庭做更多的牺牲,要有更强的支付能力,这个我们称为“梯度挤压”。

澎湃新闻:“天价彩礼”有哪些负面影响?

杨华:天价彩礼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家庭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对贫困家庭的生活是雪上加霜,成为影响稳定脱贫的因素之一。

同时,结婚彩礼高,也成为诱发婚后家庭矛盾的重要原因,导致一些地方出现闪婚闪离、买卖婚姻及骗婚现象。在民事纠纷里,彩礼纠纷一直占据比较高的比重,所以今年元旦起实施的《民法典》也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女儿对彩礼的索取意愿增强,在农村女性地位提升

澎湃新闻:有一种声音认为,彩礼是把女儿当做商品,依据商品属性来对女性定价,婚姻成了一桩买卖,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杨华:你说的这些,其实农民自身不会这样想,他们在讨论彩礼的时候,想的是谁的女儿要价高就,证明谁的女儿自身条件好,谁就有竞争优势,在亲戚朋友和本地通婚圈中也有面子,并没有把自家女儿当做商品来交易的观念。

其实在我们的调研中,农村里妇女的地位一直都在提高。况且现在农村的婆媳关系是很小心翼翼的,婆婆出了这么多彩礼,花了很大功夫让儿子娶到媳妇,即使媳妇对我再不好也得忍着,不然我一辈子就打水漂了。如果在当地离婚了的话,男的是很难再结婚的,因为没有这么多钱再给一次彩礼,所以农村(年轻)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

澎湃新闻:如果彩礼金额不高,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女性没地位?彩礼金额与女性地位有必然联系吗?

杨华:没有必然联系。在过去,收到20万彩礼的话,女方家庭自己花5万给女儿买嫁妆(过去一般都是通过彩礼来购买嫁妆,用这个彩礼给女儿置办一些东西,被褥箱子之类,变成“压箱钱”),15万留下来给父母和娘家兄弟。

对女儿看重的家庭,一般索要的彩礼就比较少,还要返还很多,自己出很多,(作为嫁妆),女儿在婆家的地位就会很高。

后来,我们在江浙一带调研时发现,彩礼与嫁妆数额基本对等,实质变成了男方、女方两个家庭共同支持一个小家庭。如果是两头婚的话,彩礼、嫁妆,名义上是这样叫,但是在一个平等的前提下协商出来的结果,其实就和我们传统说的彩礼没什么关系了。也没有说女性地位低了,相反在两个孩子中,第二个孩子要跟女方姓。

澎湃新闻:这让我想到关于彩礼一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对女方家庭的婚姻补偿,一个是对小夫妻的婚姻资助。

杨华:对女方家庭来说,彩礼过去作为“奶水钱”时是有补偿意义的,因为这个女性到男方家需要干活,等于女方家庭培养了一个劳动力给男方,男方会通过彩礼形式进行补偿。

在10年前或者5年前,女方家庭会留一大部分(彩礼钱)用于自己的儿子娶媳妇,虽然不同的家庭也有不一样的情况。也就是女方家长掌握着获得的彩礼的支配权。

而现在整个形势在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女性地位提高后,女儿对彩礼的索取意愿越来越强烈,支配权发生了转移,财富从男方父母首先转移到女方父母,再由女方父母转移给女儿或是小家庭,所以关于彩礼背后的整个伦理问题在重新构建,彩礼对女方家庭的补偿意义在逐渐消失。

澎湃新闻:你说的女性地位的提升,是指哪方面?

杨华:女儿和娘家兄弟的地位是平等的。农村社会中,养老的转变之一,就是女儿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到娘家父母的赡养上来,所以女儿对于彩礼分配是有索取权利的,娘家父母的财富转移到女儿家来和过去的兄弟分家是一样的道理。这是与女性地位提升并行的一种现象。

尽管结婚后,女性进入了婆家的社会关系中,但女性媳妇现在还是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财富和劳动力,用于娘家父母赡养。而以前女性都是作为在婆家的劳动力资源。

澎湃新闻: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性别不完全平等的当下,考虑到女性的生育成本和离婚成本,彩礼是给女儿自身、就是给这个女性在婚姻中的补偿,或相当于一种保险。

杨华:对女儿自己来说,现在多数彩礼是返还给女儿小家的。在农村,都是女性当家管钱,女儿自己不会去说,这个是给自己的保险还是给小家庭的支持,不存在她个人所有与家庭所有之分。万一出了离婚纠纷,我调研时看到的司法判定,这笔彩礼会适当返还男方,返还比例会结合双方婚内付出情况来定。

彩礼高的地方早婚现象明显,儿子结婚是父代的“人生任务”

澎湃新闻:最近关于杭州“赘婿热”有很多讨论,赘婿是否与彩礼过高、男方负担不起有关?

杨华:彩礼与赘婿没有直接关系。赘婿主要还是女方家庭有传宗接代的意愿,在孩子姓氏的归属问题需要主动权,就会招一个上门女婿。在这个大前提下,男方选择入赘,而过去赘婿的又一般是中西部地区的人,男方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在当地的彩礼支付能力普遍不强。他入赘过去,经济上当然会比自己在老家好。

澎湃新闻:中西部贫穷地区的婚龄人口,如果不想入赘又支付不起天价彩礼的话,会不会产生大量的光棍?

杨华:天价彩礼与光棍汉其实没有实际联系,但是有一个共生原因,还是和性别比有关。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发现,东部地区就不存在光棍,40多岁他还可以结婚,找个外地女孩就行,甚至娶一个20多岁的外地女孩都很正常。中西部地区性别比大,女性也会流失一部分,产生光棍,还是与梯度流动有关系。如果再加上代际责任不强,光棍的数量就会很多,甚至整个村10个男子中有3个结婚就不错了。所以说光棍诞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和经济条件不行,另一方面也与代际责任有一定关系,彩礼高的地方光棍汉相对较少。

杨华(右一)在陕西陇县和村民访谈。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为什么彩礼高反而光棍少?与代际责任又有哪些关系?

杨华:彩礼高的话,必须父母跟子代两代人一起努力积累,这样不论是在本地婚姻市场还是在全国市场都有竞争力,这种情况下代际责任就比较强,不太会让儿子光棍。

但在在通婚圈被打破的地方,像南方和西南地区,父代不加入子代婚姻竞争,结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父代的人生任务。你到外面找也好,本地找也好,多半靠子代自己奋斗。但这样的话在全国婚姻市场中是竞争不过别人的,毕竟一代人要和人家两代人的劳动力比较,所以当地光棍也会比较多。

另一个观察是,彩礼高的地方早婚的现象比较明显,比如2008年在河南驻马店、周口地区做调研时,当地农民就会和我说,生两个儿子的话就要哭一场,父母的压力特别大,基本从孩子一出生就要为彩礼钱开始做准备了,等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安排相亲,越早越好。作为四五十岁的父母,还可以工作十几二十年来还债,但越晚结婚父母的年龄越大,彩礼水涨船高,对家庭是很不利的。所以一些北方农村地区,像河南、皖北、甘肃等地,结婚年龄普遍偏低。

澎湃新闻:是否也可以理解为高额彩礼就意味着代际剥削?

杨华:也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彩礼都会转移到小家庭去,变成了财产的提前分配,提前分家。女方在要价时也会根据男方的情况来要价,比如男方有几个兄弟,要价就高一些,因为男方兄弟比较多的话,转移到这个男性的财产就会比较少,等于是通过彩礼来提前分割财产。我们在实际情况中也会遇到夫妻双方共同向父辈索要彩礼的情形。

澎湃新闻:尽管很多城市地区不要求彩礼,但要求房子车子,这和彩礼有什么区别呢?

杨华:在城市里,这是个体习惯。你要房子还是要彩礼,你们两家去协商。比如条件比较好的一方买个房子,或者男女双方一起再奋斗,它不影响其他人的判断。

但是在农村,彩礼属于社会性行为。农村通婚圈内部,它可以形成统一的相互竞争的态势。要价多少,会成为一个标杆。

澎湃新闻:通常把彩礼当做陋习来看,你怎么看?

杨华:说陋习与否就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一般不做价值判断,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去研究。在性别比这个前提不解决的时候,彩礼就一定会出现,不是以彩礼的形式出现,就是以其他的要价方式出现。

彩礼也有它存在的某种现实意义,农村男方家庭为了付得起彩礼钱就必须努力去干活赚钱,使农民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去寻找劳务机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澎湃新闻:意思是彩礼在某种意义上也起到了倒逼农村劳动力的作用?

杨华:是的。第一会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第二能延长他们的劳动力时间,所以勤劳、能容忍高强度劳作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它(彩礼)确实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是东亚文化当中最好的劳动力了,相比起印度、非洲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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